ISAW读者会第二期实录:《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非洲人在中国)

 2016-03-13 聂韶翀、黄锦辉 
分享人:聂韶翀
主持人:黄锦辉


分享书籍:
《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
作者:麦高登



01| 低端全球化及其特点
本书主要是分享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在06-09年里对香港重庆大厦的观察。他观察了在重庆大厦这个在全球化意义上(身处资本主义世界中心)连接了世界制造工厂和发展中国家的交汇点,人们是如何互动和生活的。
但是出于低端全球化的商贩必须依赖于游走在法律边缘生活。举一点数字为例。重庆大厦的一个小食档,月租两万三港币,聘用一位有香港居民身份的厨师,月薪要8000港币到10000港币。这个小食档聘请了8位持旅游签证的佣工,他们的薪酬大概在三千到五千左右,而且他们因为拿着旅游签证,所以全年最多只能在港工作180天。生意正常做下来,老板平均每月赚3万港币,是他的临时工的十倍。但是如果他聘用合法工人,那消费价格就只能翻一番。而他的生意主要还是面向重庆大厦内的熟客。如果价格高涨,他的熟客也消费不起,最后小店也无法生存。
一个处于低端全球化经济中的生意人受制于全球化种种因素的影响。除了因为没有跟上市场需求、市场判断失误、无力转型等每个生意人也会经受的风险外,还特别容易受到全球市场风云变幻的影响:例如签证、政府开放政策、汇率、海关等因素。这些因素也会发生在高端全球化的商人身上,但是他们产生的失败给低端全球化的生意人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通常的规则是,贸易的性质越个体、规模越小,风险就越大。一次失败,可能让一个意气风发的商人瞬间变得一贫如洗。
这些跨国商人们对他们的消费者或者国家起到怎样的作用?
一方面,他们为了赚取更多利润,不少经常进货最低价的产品。质量不过关的产品带来的后果只能让消费者买单,也浪费了货币让劣质品充斥市场。但另一方面,他们跨过大半个地球购买到的便宜商品扩展了穷人的想象。虽然是仿冒的、残缺的、二手的,他们至少将大千世界的摹本带到了贫困的社会中。让买不起iphone的人享受到和iphone一样的产品和服务。

02| 新自由主义的和平

 

围绕着重庆大厦,也处处体现香港的主导意识——新自由主义思想。首先是在新自由主义以市场为导向的思想下,香港入境处、香港警察和海关的宽松执法让全球个体商人进入香港成为可能,让重庆大厦的存在成为可能。

 


图片来自网络

 

其次在重庆大厦内,也体现出与其他资本主义地区并无两样的巨大的贫富差距。但阶级鸿沟并没有造成严重冲突,来自相互敌对的国家和宗教的人们在这里相互言和,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希冀成为达尔文式的竞争环境的获胜者;他们也达成共识:只有赚钱是重要的,关于意识形态的争执是愚蠢的。

 

他们本来就比家乡的同辈人幸运,属于家乡的精英阶层,有着良好的教育与财力,他们有足够的钱飞来香港追求幸福。而重庆大厦的确也给他们的致富梦成为可能,一个在重庆大厦的餐馆当托儿的临时工,尽管每个月工资远低于香港合法起薪,但却足够他负担家乡的三场婚事,并支持大家族兴建家园,令家里的经济水平从食不果腹到奢华生活。所以当人人处于这样一种利益至上的新自由主义氛围中时,非暴力沟通成为主调,阶级、种族、宗教的差异会被弱化。

 

重庆大厦内的和平气氛还得益于跨种族和宗教的文化交流。一个人很难在重庆大厦内封闭自己,因为他们的工作、生活甚至恋爱都与大厦内这十几种不同的角色、不同职业与种族的人息息相关。这些跨文化沟通不一定能够让人们减少种族成见,但他们从家乡带来的价值观念比如基于民族主义的反感情绪或多或少都会在这里得到改变,最后趋向于相互包容。
04| 重庆大厦的未来与低端全球化的未来?
越来越多非洲商人选择直接到广州进货,尤其是内地放宽政策、开通直航服务后。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商人直接进驻非洲,所以远程而来的非洲商人无疑是会变得越来越少了。重庆大厦充当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中间商的余地越来越少,今后香港的未来也是如此。重庆大厦自身也许在一定时期内还能继续生存,但终将会变成历史产物,无论是改建成光鲜的购物广场还是拆毁让给城市新建。但他所象征的低端全球化中心还在蓬勃发展。随着跨越国界变得越来越便捷和可及,以及随着发展中国家中产兴起,会有越来越多的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交汇的结点,出现在巴黎、纽约、内罗毕或其他地方。
Q1| 是边缘地带非贫民窟
麦高登在书里面称重庆大厦是边缘地带(Ghetto),指的是一群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在城市中的一个地区,通常是由于社会、法律、经济压力或是文化的原因,所以它是个与谁住在里面有关的概念。广义上来说,边缘地带不一定是贫民窟。Chinatown同属是边缘地带,但它就不是贫民窟。贫民窟常常伴随有严重的犯罪问题,而与人们对重庆大厦的印象相反的是,这里的犯罪率并没有比其他的香港大厦高。而且几乎没有毒品交易。
Q2| 可否以广州为例分析低端全球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热潮,成千上万的西非人来到中国,大多是居于广州。一份08年的报告统计,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年增长率是三四成。但随后因为政策缩紧,非洲内需下降等原因淘金热有所降温。距14年官方统计,一万六千名非洲人居住广州(包括撒哈拉以北地区),其中4000人是超过六个月的长住居民,而那些逾期逗留者则无法统计。14年的前9个月,共有43万人次从非洲国家抵达与离开广州,这些都是拿着短期签证来买从衣服、手机到家具、建材、旅游纪念品的非洲人。
   a.没有多民族聚居情况。广州并没有一个像重庆大厦一样各族群聚居的地方。来自不同背景的商人在不同地方做生意。越秀三元里聚集很多尼日利亚的伊格博商人,这一部分人群很多是非法逗留身份。小北天秀大厦则是一栋出口商品给非洲人和中东人的高楼,附近就有很多穆斯林商人。住在小北的人群大部分有合法身份,而且很可能都是非洲很有钱的一群人,他们飞来中国,花十万二十万进货。
   b. 语言,在广州的非洲商人们不大说英语。法语和普通话一样流行,而英语则是重庆大厦的通用语。
   c. 贫富差距更大,合法非法界线更模糊。例如涉及毒品交易。也有有能力的商人跳过重庆大厦这一步直接联系工厂下单。
   e. 而且有饰演文化沟通者角色的非洲人,通常由长期居住广州当地的非洲代理商充当。他们能说普通话或者雇有中国员工,本职工作是查验货品、帮忙将货物空运、航运到非洲。但他们也照顾客户出行广州的衣食住行,帮助他们适应文化,解答他们在广州的短暂逗留中最紧切关键的问题比如如何和中国供应商打交道防止被骗、如何向警察上报居住情况、怎样更新护照等等。为什么这一中间人的角色不是由中国人饰演?麦高登认为,中非官方互动并没有在共识层面进步,例如很多以“中非关系”标榜自身的活动都没有“非洲人意识”,如主持语言没有任何非洲语言。另一个原因则是汉族人把自己与外族区隔开来的民族特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关注这类饰演文化沟通者的角色确实是有必要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各个非洲国家的华人社群里,同样也有中国人活跃于这样的角色中,而且更系统、更多元。他们可以是发现商机的咨询公司,可以是颇有眼界与世界公民意识的年轻人(如中南屋、中非发展卓越基金),可以是老华侨,从法律、媒体等各个方面去帮助中国企业适应、认识“非洲规则”,促进中非民间对话良性互动。
F. 生意信用更差问题。原来的中国商人会认为这是一锤子买卖而非长久生意,为了赚取利润则故意卖劣质产品,但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善。

Q3| 麦高登教授写作此书的时候,中非贸易正方兴未艾。他在书中预测,随着进驻非洲国家的中国公司和个体商人越来越多,前者拥有更多资本,也许会挤兑前者,例如发现商机后直接到非洲当地开发市场。他们会逐渐取代这群来中国的非洲商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Q4| 广东企业寒潮,大批外贸工厂倒闭,这些会影响到来广东和住在广州的非洲人吗?现在来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会有影响,距港中文大学LinessaLin Dan的调查报告,有95%的在粤非洲人受访者都表示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想要离开。

 

Q5| 非洲人在广州的生活处境如何?

有越来越多非洲人与中国人结婚的案例,也有越来越多的非二代出生。但他们在签证、社会福利可及和教育方面仍然有着许多问题。

 

Q6| 非洲人在广州生活有被边缘话吗?

这是肯定的。

中国社会里移民国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图片:

 

 

自由交流环节

 

1.非洲在中国进行贸易偏低端?

我们看到现在是这样,非洲商人一般把商品带回去当地售卖,所以商人从事高端的贸易比较少,一来是因为对非洲市场和购买力的预估,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特定国家的关税和其它费用较高导致所得利润不会太高,但是毕竟总体贫困人口还是很大,也加上商人们自身的资产有限,低端贸易这一模式依然会继续。只不过,的确已经有在进货商品上体现顾客对质量的要求提高。例如仿冒品的市场需求下降,而对二手手机、中国原创品牌、十四天手机(欧美等退货手机)的需求增加。

2.非洲与中国贸易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有所改善?

 

传统的合作模式是非洲人将货物直接带回非洲销售。而在广州,我们看到外国商人设计服装版式,再让中国工厂加工生产,带回当地销售。然而在麦高登书籍中对中非之间的贸易模式没有过多谈及,只是简单写道,非洲人认为中国人做生意信用额度不高。

3.非洲人对中国制造的态度?

非洲人对中国制造大多是不好态度的,他们认为中国产品便宜,质量却一般,所有西非当地朋友更愿意转去购买来自西方国家产品,贵是较为耐用。

读者观点:博茨瓦纳贫富差距大。当地商人从中国,泰国和中东进口中高档服装。当地有钱的黑人,大多去南非专卖店买衣服,最然那也是中国产的,但质量要比中国商人进口过去的好些。

4.广州黑人聚居是按他们的国家来分布吗?他们在当地的社会融入程度高吗?商贸活动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在广州,由于并没有出现像重庆大厦这样的集中大厦,而是各种族住在一个较广泛的区域内,他们在住处附近与当地广州人的互动也会比较多。

而且广州地区有颇有特色的官方志愿者机构,教汉语,组织出游活动。在重庆大厦内还并没有这类有本地香港华人组成的文化沟通者角色(也许在不远将来会出现,因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带着善意和好奇的眼光走进这座大厦)。当然广州市团委的志愿者机构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在粤非洲人信任(如有非洲人看见他们协助警察询问非法逗留的非洲人),也没有相关能力去解决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如何延签,怎样与警察打交道云云)

越秀三元里则聚集很多尼日利亚伊格博人,小北天秀大厦则是有很多穆斯林商人,再具体详细的国家细分并不太了解。我感觉他们还是在主流社会之外。近几年零星有几篇媒体文章用善意和好奇的眼光报道他们的生活,但好像没有官方组织的华人与他们文化交流的活动。

 

5.有文章说,广州非洲人由于签证、家人团聚等因素,经常往返广州与非洲,且受中国法律限制和当地文化排斥,在广州的融入程度并不高;况且,非洲国际贸易商也没有融入需求。他们只想要来赚钱而已。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频繁往来的商人没有长住需求,只是利益为主,所以没有融入需求;长住的非洲人正如情况所述,

 

帮助理解的材料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看上去十分老旧,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闹市如同孤岛一般,但它是世界各地背包客的廉价落脚点,是非洲、南亚商家的重要交易场所。据估计,从重庆大厦出货的手机,大约占撒哈拉以南手机交易的20%。这种与中环所代表的香港全球化枢纽角色反差极大的角色,被麦高登称为“低端全球化

 

重庆大厦为何存在以及为何值得关注

 

对于这个问题有三个答案:第一,这座大厦价格低廉;第二,发展中国家居民能比较容易进入香港;第三,中国南方渐渐成为以制造业为主的重要地区。

 

第一个关于重庆大厦为何存在的实际原因是,那里的饮食起居都很便宜。许多发展中地区来的人都会对香港的高物价发出感叹,但位于市中心的重庆大厦的住宿价格却格外廉价,一间单人房一晚上才100港币,在这里吃饭和购物也算是香港最便宜的了。为什么这里与外面的物价差这么大?

 

一方面,重庆大厦的物业所有权并没有统一,长期以来物业管理机构十分薄弱,令大厦一直处于修缮不佳的状态,直到近年才有所好转。但这并不是充足的理由,因为香港有太多楼宇在过去几十年里都没有统一的物业所有权,却没有出现像重庆大厦这样破破烂烂的景象。所以说重庆大厦的廉价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

 

下文将详细探讨重庆大厦的历史背景,现在先列出几个因素。这栋大楼一开始就有许多南亚人,其人口逐年增加,而由于香港社会对南亚人有许多偏见,所以这个地方在香港人心中被贴上了黑色标记,于是大楼物业价格一直很低迷。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厦因为被写入《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而突然开始小有名气,许多嬉皮士和背包客前来入住重庆大厦的廉价旅店,于是许多本来住在大厦里的华人开始将物业改建成小旅馆,每个旅馆有十几间狭小的房间。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大厦里经常发生火警和停电。2000年初,非洲商人开始大批抵达重庆大厦,和以往的嬉皮士一样,在最廉价的住处扎堆。这些因素使物业所有者能够以便宜的单位价格获取最大利润。正因为重庆大厦“腐朽”,才能如此廉价,才能与周围的发达区域共存,而且还不分伯仲。你随便去加德满都、加尔各答、达累斯萨拉姆问问香港哪里最便宜(我亲身试验过了),都能很容易得到“重庆大厦”这个答案。

 

重庆大厦之所以能在香港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香港有较为宽松的签证条例。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访客必须在抵达之前申请签证,不然坐不上飞机。即便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如果被发现没有申请签证,也会被立刻遣返回国。香港比较特别,访客即便没有签证,也可以在港逗留十四天、三十天或是九十天。于是,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商人来香港并不事先申请签证。即便只有三十天甚至是十四天的逗留期限,他们也足以来重庆大厦查验货物,购买商品和进行贸易,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回国。

 

一些商人只在香港逗留,还有更多人会去中国内地。他们在香港能很快申请到内地签证,如果找中港旅游中介就更加快捷。进入内地后,他们造访各类批发市场,购买货物,返回香港。货物通过他们的行李箱或者经转海运和空运送回老家,运送方法取决于货物的质量及价格,运输过程不过几天到数周而已。来往香港的国际航班比来往内地的要频繁一些,尽管近年来内地的国际航班越来越多,但是许多商人还是宁愿先到香港,再转车去其他地方。重庆大厦既廉价,又是一个结算和信息交流的主要地点,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商人的第一站了。

 

最近几年,香港政府加强了入境管制。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加纳和尼泊尔等国家的公民,入境时都须出示签证。这个变化主要由于有些人频繁地在港进行毒品交易和其他违法活动,其他则是由于出现太多来自这些国家的人申请国际避难。类似的管制对重庆大厦有很大的影响,最近几年大厦内的尼日利亚人、加纳人和孟加拉人少了许多。然而,许多留在重庆大厦等着申请联合国难民署或是香港政府避难待遇的人,只好无限期地逾期逗留。因为香港有越来越多的国际避难者,政府受到各界压力,因而再次收紧入境规定。不过直至今日,此类规定还未见实施,所以重庆大厦仍然受惠于这一项不寻常的政策:香港这个发达地区的政府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敞开大门,虽然只是几天,但已经让重庆大厦之存在获得足够动力了。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特别是南方省份的经济崛起并成为世界工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商人蜂拥而至,在重庆大厦或在中国内地购买中国制造的货品,包括二手和伪劣仿冒的手机、衣裳、建筑材料、家具,甚至是漩涡浴缸(我听说东非的有钱人和政府官员特别喜欢买这种浴缸),还有蛋白石精品(它们在澳大利亚被挖掘出来,通过重庆大厦运往中国内地南部进行雕琢,然后再运回澳大利亚,卖给中国游客)。正如历史上的角色,香港仍然担当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门户,现代国际商人既能去中国内地购买商品,也能通过香港的中间商买中国制造的货物,这些货物的价格和质量普遍比较低下,却是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的货品。

 

重庆大厦因上述三个原因而存在,但它为什么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我要写一整本书讨论它?最简单的理由在于它囊括了世界上各种背景的人物。这些人如何互动交流?甚者,重庆大厦如何教会我们今日全球化社会的运行法则?

 

如之前所说,我是一位人类学家,而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就是民族志——一种针对一群人们互动和生活方式的记录,这些详细的记录往往基于几个月至数年的田野考察。全球化作为一种庞大和抽象的领域,常常成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但是人类学家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譬如Arjun Appadurai和Ulf Hannerz,他们的功劳主要在于通过民族志表现出全球化的抽象性,如何在特定的地点形成了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

 

数以百计的民族志阐述了全球化对于世界各地人群的影响,但甚少有文章提及全球化的交汇处。这些交汇处不是国际机场或大都会酒店——虽然这些也是全球化的空间,但其中的人们并不会互动。我所说的交汇处是世界各地来的人们在商贸和娱乐中一定会进行交流的地方,在人与人层面上体现和印证“全球关联之强化”。描写全球化交汇处的民族志,能显示我们耳闻目见的全球化,表现出有血有肉的人如何在文化互动上交流取舍,此等文章较为稀罕。

 

重庆大厦恰恰是这样的交汇处。虽然《孤独星球》声称“或许世界上再没有像重庆大厦一样的地方”,但我们不一定要把这栋大厦看作多么的独一无二。纽约市、伦敦的布里克斯顿或威尔斯登、日本东京的六本木,还有许多类似的地点,都能反映全球化的方方面面,它们的许多特点在重庆大厦中也能见到。相比之下,重庆大厦不仅仅是全球化的一个中心,它是一种特定的全球化形式的载体,即我之前提到的低端全球化。

 

我对低端全球化的定义为,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在低端全球化之下,非洲商人提着塞满几百个手机的行李箱回到家乡,南亚临时工给家里捎去几百美元的应急钱以及超乎想象的经历和故事。虽然跨国公司是各种新闻报纸财经版的主要讨论对象,但它们对普通老百姓意识层面上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对于在重庆大厦工作和生活的人来说,许多小商贩和非法工作者带来的货品、想法,包括媒体都对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世界各地有许多低端全球化的市场,比如曼谷、加尔各答、内罗毕,也包括巴黎、伦敦和纽约。有一些市场可能远在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交界的埃斯特城,也可能在临近重庆大厦的广州越秀区和三元里,亦或是义乌之类的中国内地城市。在本次研究中,我与研究助理去过许多上述地区,花几天到几周的时间与当地商人倾谈,我们去过广州、加尔各答、迪拜、内罗毕、蒙巴萨、达累斯萨拉姆、坎帕拉和拉各斯,在多处地点的民族志纪录中寻找将重庆大厦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相联的低端全球化网络。我们的旅程让我们对于大楼与其中的物品交易和交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推导出它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有怎样复杂的联系作用。重庆大厦向世界各地延伸出连接线,而世界也就由这一座大楼反映出来了。

 

重庆大厦仿佛是一个被浓缩的环境,让我们观察到世界和它的交流。在这样的弹丸之地,有如此多样的族群和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从谈生意到探讨哲学,从印度煎薄饼到性,可以和各种文化背景的人谈天说地。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世界上实在找不出与重庆大厦类似的地方了,只有它能在很小的空间里集中表现出低端全球化的特点。我们需要了解重庆大厦和其中的人们,因为这栋大厦中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上大多数人们所经历着的全球化。重庆大厦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怎样相处?他们如何塑造各自全球化的生活?他们都去哪些地方,做什么事情?他们的跨国旅程、技巧和方式是什么样?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跨国生涯?这本书将一一解答这些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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